首先对主办方、策展团队和参展艺术家表示祝贺！“博艺计划”是一个有意义的展览。当时在北京，主办方来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们谈到展览的学术策划和运行组织，今天看到这个展览所呈现的，比当时预想的效果要好很多，就像刚才几位专家所肯定的，这个展览应该是从南到北、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中国画或者水墨在学院教学系统的基本生态，以及在这个生态下由前辈艺术家们所积累的关于水墨的一些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和学术突破。可以说在我们今天参展的艺术家群体当中，有着较为全面的对这种成果的呈现和传递，我想“传递”这个词可能比较准确的概括这批年轻的艺术家的当下作品状况。

中国水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它有历史发展的沿革性，以及历史形态的规定性与演进性。一方面从其媒介上看，从它的历史身世转型到今天的积累所形成的可以被归纳为“传统”的这一部分，应该说是带有光辉性的内容，有非常重要的媒介的规定性。但是这一点还不能构成一个全方位的当下的水墨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在艺术的自身规律更为本质的层面，即一个很具体的时空当中，一部分创作主体的探索实验，将会形成一些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的进展；而每个时代应该说在它的时代内涵下都有着不同的条件，形成不同的创造性的一些文化的具体的问题。

从这样的一个时代意义出发，其所形成的辉煌的具有传递性的文化遗产，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年轻艺术家的导师们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所形成的水墨成果的突破和积累的历史前提下，应该说“博艺计划”在2018年的表现，具有较好的承载性意义。从实际作品看，我们今天这些年轻的画家群体所承担的，作为本代人在这个时代，是否能够形成像前人一样，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的这种艺术的创造层面的一些应有突破，和对过去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激发。

所以总体来看，水墨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所涵盖的一些具体的结构和线索也是非常丰富而富有活力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自身？可以说到了博士毕业或者博士在读这个状态下，已经初步进入了独立艺术家生成或者自身艺术、学术探索所形成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对已有的学院所保留下来的一些东西的“再传递”，大家在起点上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不能满足于此，因为艺术的本质还是创造性。从这个层面讲，我们怎样去理解水墨概念与艺术家个体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个体，你的作品与之前已经发生的这些“事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与正在进行的未知领域探索（推进）的进程，你货真价实参与到了多少？在这里面又有多少真实贡献？我想这是一个需要在这个研讨会上去进一步提示和探讨的重要问题，其中非常需要的意义就是避免混杂主义的一种关于标准的局限。

从艺术管理视角出发，我们也了解到山东艺术市场应该是中国艺术市场重要的晴雨表（至少曾经在中国画这个领域是），潍坊市场（包含青州）又是整个山东市场的晴雨表。但是在今天随着中国自身社会进程的特殊性，自2012年以来，在过去比较流行的话语叙事表现的状态和市场实践过程当中，这种运行方式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也带有某种危机性的市场从业者深度反思。我想我们所能够接触到水墨界的人士，包括做画廊的，甚至是相关艺术品P2P的，或者一些所谓的买家、投资机会主义者等等，尤其在山东潍坊这个市场当中，自去年到今年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反思表现，这一点在我到潍坊摸底的时候接触到一些业界人士都很认真地认识到了，他们提出需要反思，但是如何“提质升级”他们思路似乎还不那么清晰和令人放心。

我个人这些年实际上从事水墨生态的研究和策展的展览比较多，从50后王彦萍个展“折象”到参与60后“关切的向度——水墨人物画六人展”的策展，再到系统研究70后新型水墨的“图像研究室”展览和80后水墨艺术家李关关和王濛莎的个展等等，在学术上对水墨一直比较重视。今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前提下，我在山东潍坊做了一个梳理“开启与攀越——中国水墨现代性之路研究展”的学术计划，从刘国松、仇德树，到田黎明，包括张望和桑火尧五位画家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借五位艺术家的群展为契机梳理了这40年来水墨从开启到不断攀越的理论框架，也跟当地很多与水墨的运行相关的各类角色都进行了从学术研讨到实际问题的尝试交流。

据当地从业者说，潍坊有2000多家画廊，这个市场吞吐的容量是非常大的。过去水墨运行的基本轨迹就是在这些画廊及其资金有关的一个产业链当中进行循环，但是它最终并没有走向学术殿堂，没有走向美术馆这样的学术标准的终极认定，所以它永远是在一个没有终极背书标准，或者说是在一个标准比较混杂的状态下进行的一种运行，甚至其中的学术话语也曾被批评家们指出有紊乱之嫌，这些都影响了学术和标准更进一步清晰化的进度。而当外界某个改革的力量介入到整体社会运行当中，从而刺激到原有的运行结构时，简单来讲这个游戏就遇到了终结的危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像我们在中央美院进行美术史研究对过去历史运行的梳理所得出的方法论，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系一直有一个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就是决定人类艺术史当中有一种艺术史学的观点认为存在艺术的自律因素和艺术之外的他律因素，两种动因的合力和张力决定人类艺术史的发展，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艺术史学所叙述的以形式主义的风格论为核心的历史阐述机制。那么在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当中，从它的古典形态到现代主义形态当中，像毕加索的市场等等，都有过非常详细的学派梳理，比如从赞助人趣味和艺术市场影响角度研究艺术史的一本经典著作由巴克桑德尔写的《意图的模式》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进一步阅读。

我想这已经成为美术史研究和艺术管理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把这些成果放到我们当代中国画或者水墨世界进行一个了解的话，就是在一些他律的重要动因当中，与一种艺术自身的话语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对于水墨的意识表现形式背后的一些权力因素，实际上与我们学术的话语表现有着一种非常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能切割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中，我们认清水墨在今天所面对的水墨世界的这种运转状态，对于我们很好的反思前一个阶段的学术话语当中的相关问题，到找到今天学术话语和每个个体进行创造表达的方向，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市场方面也同样如此。

那么我们进行反思的其中一点，就是在前一阶段的艺术运行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艺术批评的失语，所形成的一种评价系统的紊乱状态（包括过度的其他因素对学术批评的干扰），这对于整体的正在建构进程之中的水墨自身的学术建构，以及水墨在整体社会运行当中的一些相关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些需要提出，需要业界去重视，不然目前的反思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无奈。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展览其中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采取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形成的批评家提名展这样一个形式。它能够跟今天社会的这种民间资本的运行方式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把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成果，跟四十年后改革开放资本运作、公司化运作的成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博艺计划”，应该说是一种艺术运作方式的新形态，当然在这里批评家并不参与生意运作，而只是提名和判研。那么这种新形态实际与上一个阶段的这种艺术的运作系统，它的动力存在和提供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方式有什么意义？就是有可能将学术的这样一种交流，比如批评与创作的关系，两种力量的相互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可能比上一个阶段的那种动力所提供及其所形成的操作系统和水墨的学术到实践的运行系统，相对以一个2.0或者3.0系统这样一个更好的方式去促进。核心是对批评与创作如何向“创造合力”转换关系的把握。

如果从一个乐观主义的或者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博艺计划”这一代年轻的水墨画家群体，对于学术，对于中国画或者水墨艺术自身属性，乃至人类艺术史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以及水墨进程阶段性形态的相关性，是否能够进入艺术在今天的普遍问题语境，是否能够从艺术的角度去谈论水墨，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半闭合的中国画或者水墨特殊性的那些论述稍显透支的话语体系中？是否我们今天这一代年轻的水墨艺术家们能够跳出原有的带有限制性的框架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作为”意义上的水墨艺术？是否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为充分的、有效的、更接近艺术和水墨本身的在之前的“水墨史”之后仍能够提供艺术作为的语境？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批评界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我个人参与这个“博艺计划”希望从艺术批评上有所提供和提示的缘由，这是我作为学术顾问参与本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某种层面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这批年轻的画家群体所要面对的一个水墨“新秩序”，各位需要对此作出自己的艺术回答。相对诸位按照上一段诸位的老师那种介入市场的操作方式和画家参与学术、参与社会、彰显自身艺术价值和魅力的这样一种“参与方式”（作为方式）来说，今天，无论是对“学术纯度”还是“市场模式”等多个角度看，诸位所面临的“水墨世界”与各位老师们的那个前代画家群体所面对的“改革开放”40年来间的“水墨场”可能正在并已经发生了“结构转型”。因为社会本身已经转型，这个转型的基础是，中国社会改革与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已走到今天，总体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一个新秩序，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提出“水墨运行新秩序”这个概念，就是希望与大家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交流和对话。

客观看，我们今天的时代，艺术运行的方式、学术的走向以及创作的方向与每个个体之间的可能性的这种关系，已经与以往不太一样。那么原来，在一个艺术史整体的早期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当中的现象体，比如某某主义，更加侧重这样一个状态，而我们今天实际上对于个体，就是艺术家的这种独立性探索，以及个人作品（作品本身的坚实度和成立度），在整体的艺术史和今天的艺术现象的“上下文”的坐标系统当中，你的作品和水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提供了什么？你的作品在今天的“水墨坐标系”中是否有所回应？甚至说你的作品是否进入今天水墨所应该触及的问题语境，还是与此无关仅仅属于对前代老师们的部分水平的“传递级别”?应该说在今天有40年来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们共同在前40年砥砺奋进的努力下，这个有关水墨的坐标系统和问题系统已经在“认识论”上基本达到比较清晰的状态，比40后50后和60后那代画家在青年时代所面对的标准系统和问题语境肯定是清晰了，大家在今天比起前代较为容易去分辨问题认识水墨。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客观上有可能激发起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去更好的回到自身，找准自身艺术的发力点，从而去训练或者说从事探索实验出这个时代的“艺术作为”和可能性，实际上就在于“个体自觉”的这种学术可能性当中；而水墨在今天的可能性，是以整体的水墨从市场到学术系统到社会的整体运转系统的一个新的秩序为前提，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时间，对我前一个阶段对水墨的策展所得出的一些思考，尤其是我在与70后这一代艺术家的共同探索中所前后分析“水墨论”，通过我们的这些合作交流包括这段时间从艺术管理的角度和艺术批评相结合的“全角度透析”，对水墨的整体状态的一些思考，跟大家作一个交流。

就像这次的“博艺计划”，它既然是一个计划，就有它的开始，更有它的进程，有它有待给我们带来的未来和期待。我希望它的这种发展性、计划性跟我们参展的每一位画家个人艺术事业的发展和自身创造性的进度，能够在新的秩序当中，更好地贴近艺术本源，并在自己的艺术事业当中能够有更加精彩的作为！期待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能够以自觉和自信的勇气面对“水墨”，为我们提供理解和解读“水墨”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