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5 12:53

姬子这三年 | 暨《水墨的“罗格斯” - 姬子墨道山水为中心的研究》新书发布会

《水墨的“逻格斯”——姬子墨道山水为中心的研究》是学者高从宜、王肖苓用二十年观察、十年亲历、五年准备、一年伏案写作、两年编辑、设计、排版，终于在姬子离世近三年之际出版！姬子虽已“遽归道山”，但他的艺术仍激励着晚生后学们努力不坠于艺术乃生存论之志业。中外顶级批评家、艺术家齐聚北京，为读者讲述“姬子这三年”，既是姬子这三年来艺术成就的一个汇总，也是姬子仍活在当下的见证。姬子，早就以艺术的名义永恒。



活动时间
2018年4月16日下午3点

活动地点
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爱琴海购物中心3楼3025（太阳宫百盛）】

主持人
王春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嘉宾
高从宜（国内著名学者）
David Brubaker（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
夏可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批评家）
何晋渭（亚洲现场艺术中心创始人、艺术家）


延伸阅读
在人性、社会性与墨道山水之间的理性思考
——姬子水墨艺术札记
○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现代美术史学者)

2015 年 7 月，广东美术馆举办“回到元初:姬子水墨作品展”及“中国美术史脉络的再思考——姬子绘画艺术研讨会”，我第一次观赏到姬子先生的水墨创作，在深感震撼之余，也被春辰兄纪念他父亲的文章和努力推介其艺术的行动深深感动。春辰曾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自己独立的艺术探索，却不为我们所知 ;研究艺术家如何被真实认知，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课题。“现代美术史一直在演绎着这样悲喜离欢的故事，唏嘘与喟叹的数不胜数。当代艺术或艺术在中国，真的是一件艺术的事情吗?看看我们周遭，看看我们的生态，难道不要重提‘人性的艺术’吗?”他还谈到，在当代艺术的复杂性面前，应该坚守的是人性的判断，揭露艺术的虚假与堕落，以守护人性的光辉。在我看来，春辰兄把父亲在人生道路上痛苦跋涉、在艺术世界中艰难探索的痛切感受推及到一种普遍性的关怀 :人性及其艺术表达在 20 世纪中国的遭遇，人性与社会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于艺术发展的影响，这是现代美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批评须臾不可遗忘的关键问题。缘此，我想从这个角度切入对于姬子艺术创作历程及其意义的思考。另外，关于姬子墨道山水的思想性、艺术性诸问题，已有许多著述、论文和会议发言做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研究，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想补充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般来说，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与其艺术创作经历总有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强弱、性质和意义在不同的艺术家身上可能区别甚大。姬子(号云山姬子，原名王云山，1941— 2015 年)的生平经历使人感到的是来自社会与时代的极端磨难与无边压抑，而他的人生与艺术的关系更是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痛苦印记。姬子的父亲曾当过校长和县教育局长，1949 年以后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1957 年因不堪政治迫害而自杀。父亲的这种政治“污点”使他后来的人生屡遭挫折，从身份歧视、底层苦工、求学无门、求职失败、“三无人员”境遇，到在“文革”因内心恐惧而焚书烧画，在他身上竟然浓缩了大半部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苦难史。而母亲改嫁、异乡求生、经济拮据、积劳成疾的生活经历也使他的大半生备受磨难。

▲姬子参观纽约现代美术馆照，2014年12月31日

即使是在这样充满危难困顿的人生之中，他对艺术的学习与追求却与时俱增，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分不开。但是生活与艺术都处于两难的境地”。他的艺术经历充满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美术爱好者经由真诚奋斗、不懈追求和友情互助而最终攀登艺术险峰的传奇色彩。他在刘氏兄弟的启蒙指导下学习山水画，在 18 岁的时候为了糊口在大街上为人画速写像，同时又得到文化馆的徐老师的鼓励和指导。在 1969 年，姬子在和朋友的通信中就讨论关于“国画名词的解释”和“关于国画颜色的分辨”及“染法”心得，寄去新买的《工笔重彩人物画法》。他从 1968 年至 1983 年在宣化工艺美术公司工作，在这期间他通过实地写生，向钱松喦、李可染、宋文治等现代名家学习而逐步走向艺术创作的成熟阶段。在经历深圳求职的挫折而被辞掉原先在美术公司的工作后，他作为个体户办了几年长城美术店。 1990 年与北京朋友一席谈话之后，开始博览群书，潜心研读儒释道经典，开始了向墨道山水进发的新的探索旅程。从姬子的生命与艺术历程的艰辛与奋斗中，我想到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向死而生”这个概念，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生命意志的角度认识姬子为艺术而奋斗的精神价值。海德格尔认为人活着、生存着的方式是“向死存在”的方式，即“向死而生”;人只有积极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才能获得生之存在的意义，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畏死”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活在死之中，“向死”而筹划自己，实现自己。姬子是否积极地思考过死亡问题尚需论证，但是他在 1976 年得了重病后通过静思冥想而养病，直到晚年仍然抱病坚持作画，积极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精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法国俄裔哲学家科耶夫在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论点基础上引申出“向生”过程中的“承认”“斗争”这两个核心概念，认为每个人都要求他人“承认”自己，希望实现自己的欲望，于是产生斗争 ;由于“他人”的存在，“斗争”就成了历史的起源和自我意识的起源 ;只有通过“生死斗争”，人才能体现自由的本性。那么，我认为前述姬子的生命历程和艺术历程的确可以印证哲学家从“向死而生”的概念出发所揭示的生命意志及宝贵价值，的确可以从生命与艺术对于时代、社会和政治的多重抗争、争取承认和获得自由的视角去理解姬子的一生。进而，我们应该从姬子个人的命运看到普遍性的匍匐在社会重压之下的生命意志的存在，应该看到正是在这里闪耀出来的永恒的人性的辉光。
 
但是，在迄今为止的现代美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批评体制中，对于奋斗在茫茫人海中的“美术爱好者”、被边缘化的艺术家的“承认”仍然显得冷寂而无情，名家、权力、市场仍然压倒性地主宰着历史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只能首先从艺术社会学的论域中书写来自底层的“人民的美术史”和美术批评，这也是我思考姬子的艺术人生所带来的重要收获。

▲姬子刻印，2009年6月5日

另外一个问题是，艺术创作状态中的“个人化”与“边缘化” 在评论家的笔下常会作为艺术创作的自由状态与独立追求的赞誉 之语，但实际上在精神上自觉的“个人化”和“边缘化”与因为 默默无闻而被迫陷入人际关系的个人化和边缘化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应该细心分辨两种不同的语境和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像姬子这样大半生身处逆境而能坚持极具个人化的自由精神状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现实中也不乏被迫边缘化但在精神状态中充 满“跟风”焦虑、四处拉关系而推销自己的艺术家 ;更有很多本来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在“事业成功”的顺境中永远只是躺在主流的航道上随波逐流，所获的一时赞誉很快就烟消云散。后者在现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更笼罩着颇具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以权力与资本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艺术江湖的功利原则等因素。这些都说明“个人化”和“边缘化”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应该坚守艺术与精神世界的内在标准。
 
在这里我想起了著名的老一辈水彩画家王肇民先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 :“王肇民其实正是不‘甘于寂寞’才会成就出他独特的艺术世界 ;他的寂寞之境的真实内涵是面对在动荡时代中形成的由意识形态的强力意志所宰制的艺术圈名利场感到了深深的压抑、无奈和愤怨，是一种强烈的带有悲凉况味和反抗意志的自我意识。”由此看来，姬子坚守的精神上的“个人化”和“边缘化”的自由状态也正是一种表达出反抗意志的自由意识。

与姬子在人生与艺术旅途上艰苦卓越地真诚探索相比，当代艺术圈的某些流行模式与心态则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图景。如果说艺术与国际政治的“超常嫁接”是一个突出现象的话，它给某些艺术家带来的心态就是对国际身份和市场地位的看重，乃至自我神化的倾向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市场的利益机制扩大影响，再回到体制中建立稳固的江湖地位。对此，未来的艺术社会学家或许会感兴趣的是，他们曾在何种资源中寻求对艺术声望、地位的支持，以及他们获得支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最后才是其作品的真实社会价值。

以上这些思考并不成熟，只是希望回应春辰所说的艺术家如何被真实认知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课题，希望在这样视域中，可以深入讨论为什么“现代美术史一直在演绎着这样悲喜离欢的故事，唏嘘与喟叹的数不胜数”的重要论题。

▲天光会聚 纸本水墨 195 x 184 cm 2009年

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的中外研究者从多种角度研究姬子水墨山水的精神性与艺术性问题，在这里我只想谈两个似乎还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

首先，从姬子水墨山水发展到最后的墨道(“法相”与“无相”)境界，我想到了关于“灵知”的概念。这是来自德国学者鲁多夫(Kurt Rudolph)的《知识与拯救:灵知》(见刘小枫选编《灵知主义与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由此知道在古希腊时期的知识与“看”(Sehen )或视觉密切相关，而且了解到从柏拉图主义看来的知识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世俗概念，而是包含有超验、神性的意味。这对于认识和探讨姬子后期的墨道山水可能具有的启发性意义在于 :宗教性在其艺术创作中究竟处于何种状况?具有何种阐释的可能性?知性与神性是否有可能在他的墨道山水中糅合在一起?他在一篇题为《绘画作品的“宗教性”——论作品的精神》的文章中曾明确表述过，墨道山水作品并不是宗教画，而是带有宗教性 ;他强调自己并非宗教徒而是具有宗教精神。那么，这种非宗教徒的宗教性是否具有某种鲁多夫所分析的“灵知”的特质?引入“灵知”概念，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姬子从早期写生中的观看到后期进入“以形媚道”、道我合一境界中的理性(知)与灵性(道)的结合的特质，那就是通过对自然的观看、认知而获得对灵魂的关注和对获得拯救的欢欣。布克哈特(J.Burckgardt)指出，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欧洲人登峰远眺的行为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发现大自然的美感与人对自身的发现并行不悖，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复兴事件竟然戏剧般地与人登高极目也有着某种联系。而反观来自古希腊的“灵知主义”，我们又可以领悟到姬子墨道山水中的宗教性作为对他一生坚持的人性的互补所具有的内在意义。在屡遭磨难的人性之途中，观看和描摹大自然所达致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神性的朗然呈现。当然，在这里既然警惕过度诠释的危险，同时更应指出的是，在未及对最具代表性的墨道山水作品进行个案式的深入分析之前，这里所表达的是对一种思考维度的关注。

再进一步，从“灵知”中包含的“知”与“观看”进入到艺术与现象学的论域，可能还会产生新的理解视角。在关于姬子艺术的评论中，已有论者从现象学角度切入，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在我看来，传统山水画中的媚道(“山水以形媚道”)、比德、求仙等观念是内在的关于人生与自然的宇宙意识的价值混融，对山水本身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搁置”。在当代水墨的种种“前卫”姿态中，则时见流为喧嚣的观念竞赛，事物本身则沉沦于观念之中。在权威性的《艺术词典》(The Dictionary of Art, Edited by Jane Turner,1996)中，现象学与艺术的特殊关系被描述为针 对有意向性的体验而采取思考和描述的态度(参考范景中译文); 通俗地说，艺术就是以审美直观的方式面对事物本身，就是要回到原初的生活感受中，这与现象学的“回到事物自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的原则十分吻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姬子的 巨作《元初》(2011 年)无疑具有回到原初的起点、回归完整经验 的精神性探索意义，但是其中可能存在的“知性”与“神性”则 使这种“元初”不离事物本身，也使精神性的完整经验涵括了此 岸与彼岸。

在上述引入“灵知”概念的讨论中，还必须提到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按照潘诺夫斯基的说法，图像志“关心的是与艺术作品的形式相对的作品的题材或意义”，告诉我们“某些主题在何时何地由何种特定母题来体现”。那么，姬子的山水画主题和意境的前后变化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历程与题材变化之间产生的现象。而“图像学”则是在图像志基础上结合历史学、心理学或批评论的方法对艺术品进行解释的方法，贡布里希认为应该在图像与题材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要“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并通过对确定的上下文的理解来弄清图像所表现的故事的意义。对于姬子的水墨山水图像而言，题材的变化固然带来“原典”的变化，但是语境的变化与他在不同时期接受的信息、社会交往和阅读行为更有内在联系，而这些正是在研究中必须在“原典”之上重建的“方案”。在创作《元初》之前，姬子早已阅读过《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时间简史》和《当代新道家》等著作，现代物理学理论和宇宙理论开拓了他对宇宙想象的知性之维，这可以构成“灵知”论中的知性存在 ;而他宣称的精神上的宗教性和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执着，正是灵性显现的内在根源。由此来看，巨作《元初》在图像上屏隔了地球景观之后所欲表达的是建立在灵与知基础上的宇宙图景，以此实现水墨与道的契合。

▲元初  纸本水墨  661 x 190 cm   2011年

当然，正如在任何文本解读过程中一样，应该警惕的是对于图像诠释的过度化问题。毋庸讳言的是，在当代艺术评论中，对艺术图像、题材、风格等方面的诠释不仅存在无意识的过度问题，而且常有出现故作高深、无限拔高、竞相争夺话语发明权的现象。事实上，由于当代艺术创造模式、图式语言的极度多元化，在图像诠释中会充满更多的陷阱。但是，正如贡布里希赞同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过程的理论所揭示的，图像分析的“试错”也正是建立关于图像的知识的必要过程。

其次，在谈到姬子墨道山水的“中国性”理解的时候，我想也不妨引入“本土性”的概念，理由是 :艺术的“本土性”概念虽然与政治及社会运动论述中的“本土”概念有着更为紧密联系，因而似乎与姬子先生的“墨道山水”保持较大的距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概念所包含的某种(地理、文化、历史性的)“反中心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建构当代生活中的艺术身份的实质性特质，因此从“本土性”概念的角度讨论“墨道山水”或许并非牵强之举。“本土”这个概念(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其源头之一)在当代政治与文化运动中被用来指代一个自足的、具有可辨识独立性的文化实体，与“全球的”(Global )这一概念相对。当前政治与文化讨论中，围绕着“本土”的讨论直接引向思考各冲突文化之间如何求同存异，如何融合、发展、进化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与全球化的艺术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有着重大关联。

因此，一旦把在水墨艺术的当代图式语言上具有独特性和表现性力量的姬子墨道山水置放于“本土性”与“全球化”的张力语境中思考的话，其创作行为及作品的文化自觉意义便有所呈现，个人与世界、当下与历史的另一种真实联系就悄然形成。深入到姬子的生活史中，可以发现燕山、长城等最具“本土性”的母题就是源自他的现实生活，但是离不开他对这种“本土性”景观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表现欲望。有一篇论文专门探讨姬子笔下的长城与小城龙关图像与区域本土文化的内在关联，以及与 90 年代中期以后创作的《大宇畅神图》等作品的精神嬗变之旅(刘文炯《天城与大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从个人的在地视觉经验出发研究其寻求超越性的心路历程，在长期浸淫于“本土性”之后而通过上升、提纯、主观冥想而转向墨道山水，这就是从“求真”(姬子的印章中“求真”闲章)和以自然为师到参悟宇宙精神的探 索过程。另外，从“本土性”概念的思考中，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姬子墨道山水中体现的民族意识问题。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美术 史叙述框架中，“民族意识”的问题更多地只是着眼于在中西文化 碰撞下的传统艺术的应对与转型，而艺术家内在生命中的民族意识与个人意志的张力则容易被忽视。从这些角度来看，姬子的水墨艺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艺术“本土性”经验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觉层面并与全球化展开对话的重要例证。

（2017 年 4 月 8 日初稿，5 月 16 日修订）

水墨的“逻格斯”——姬子墨道山水为中心的研究

　　《水墨的“逻格斯”——姬子墨道山水为中心的研究》以水墨理论为中心，全面阐述了对中国已故国画家姬子的艺术创作研究。姬子，号云山姬子，原名王云山，1942-2015年，河北宣化人。专攻中国山水画，山水作品分为三类：笔墨山水、冰雪山水、墨道山水。最早十年学习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十年探索形成自己风格的笔墨山水；又十年以自己风格的笔墨山水作为进一步再实践的起点，探索出了个人风格的冰雪山水，创造了雪麻皴、雪劈皴、雪蜂窝皴、雪髅皴等技法。被国内外诸多评论家评论其作品气势恢宏，境界开阔；构图大开大合，既具经典绘画的内涵，又有现代视觉图像构成；风格、笔势豪放，特别是潜心几十年磨练的独创笔法意蕴深远。



著者：高从宜 王肖苓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5598-0566-9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定价：88.00元
装帧： 精装



来源： 迅风艺品